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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磊:我是北京人,“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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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8-9-8 1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侯磊:我是北京人,“80后”

    2018年08月20日 10:54:23
    来源:文艺报1949 作者:侯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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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冰封者”打开
    记忆之城
    文| 李振
    侯磊,“80后”,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还阳》,中短篇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文史随笔《唐诗中的大唐》《宋词中的大宋》,非虚构作品《声色野记》三部曲等。
    侯磊的大部分小说都带着浓重的年代感,或为潜台词式的回望,或为不动声色的变迁。
    与其说侯磊笔下的北京是一座城,不如说是他努力寻找的一个角度,因为由此望去,是他关心的和熟悉的人以及由他们参与构成的记忆。
    侯磊写北京,全然不见皇城根儿或部队大院的傲慢,小说中的人既无达官显贵,也无顽主老炮,甚至连近几年颇能博人眼球的冷门行当和老手艺人也不见,有的只是出门抬头随时都能碰到的那个。俄国文学史上曾有“多余人”,侯磊也写到一些身处窘境的小人物,但你很难讲一个出租车司机是“多余”的,因为他们的失语或无足轻重往往来自人们下意识的视而不见。侯磊说,“我不只想写冰上的北京,更想写冰下的北京”,所以,无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道积极分子,还是长年累月为生计奔忙的出租车司机,或是一个班级、一条巷子里最不受待见的孩子,都成了侯磊笔下默默见证不同时代的“冰封者”。
    《冰下的人》
    《积极分子》在一开头便毫无征兆地给了人物一个“冰封”的结局:“他们都知道东口的一个院子里有个白毛老太太,常年木然地站着,身后几间小破房都是挤着盖出来的。那院子破得连正经的门都没有,只有扇红色的大铁门,晚上用铁门闩插上,一拉动就发出轰隆的响声。”当然,这个结局让人很难与那个五六十年代香儿胡同的积极分子张雅娟联系起来。小说旁逸斜出地写到香儿胡同邻里间的琐事和向国家“献产”的大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张雅娟——“她知道自己出身优越,知道什么叫工人阶级,懂得妇女能顶半边天”,“整条胡同就属她最忙活,她有使不完的力气”。这里的奇妙之处在于,侯磊把更大的笔力倾注在如何呈现张雅娟在那个年代所具备的能量上:激起或调和家庭矛盾、左右某个人的工作调动、促成孙家“献产”改变出身……而这种在“剧透”式的前提下回顾那个白毛老太太当年风光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讽刺。石一枫曾有小说《特别能战斗》,其中苗秀华“战斗”的一生多少还是面对“不平”,但张雅娟却是实实在在的折腾,“什么事都爱掺和”。所以,张雅娟身份或命运的转换则是历史的必然,当那些如今看来莫名其妙的“重要任务”不复存在时,失语和被遗忘就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结局。小说由此还原了那个看似热火朝天实则通向虚无的时代氛围,而张雅娟则是那个时代所制造的无数“冰封者”中的一员。
    也许这对于“女司机”来说也是一样。小说《女司机》有着很大的时间跨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主人公扛着行李从内蒙古建设兵团返回北京,一直写到她开着出租车急急忙忙穿过世贸天街、蓝色港湾、SOHO现代城。当我们为这个返城女知青回顾她的司机之路时便会发现其中的艰涩,“她看不上开车的,开车只是为了不扫大街”;她之所以能忍着师傅的满嘴脏话学会开车,是因为心里清楚“真不能只卖一辈子票”;成为公交车司机后,公司的调度似乎总在与她为难,“早班接晚班,永远早出晚归”;后来开起小公共,挣得多,可糟心的事儿也多;最后转去开出租也是因为“无法容忍每月都是死工资,没有外块,奖金只有几块钱,还根据这趟车卖票的收入分成,也不知是怎么算的”。好像有关开车的一切都是生计所迫的无奈之举,而此后的日趋窘迫似乎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小说写出了女司机的心有不甘,甚至为她设置了情人王觉这个特殊的情绪发泄渠道,但这依然无法改变她苦闷、劳碌、不断被职业病折磨的人生,就算没有最后那场结果未知的交通事故,继续日复一日地跑下去又能如何?
    《女司机》所呈现的场景既熟悉又陌生,陌生在于它已经完全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消失,你可能不会轻易想起那些破旧的大公共和横冲直撞大喊揽客的小公共;而熟悉在于你一旦想起它,又好像是刚刚在昨天发生,仿佛一切都没变过。我并不认为侯磊多么在意司机行业本身的变化,它更像是发现了一个开启记忆的契机,因为在这代人的记忆里,有太多的东西与小公共以及小公共的年代死死地绑在一起。《水下八关》所写的就是小公共的年代,更是红白机、魂斗罗的年代。小说还是让人一下子回到了骑着自行车或跳上小公共去找同学换游戏卡的日子,跳大绳、踢毽、砍包,体育老师的做派和言语,在貌似严肃认真的课堂上幸灾乐祸地大笑,男生女生间那种总是别别扭扭的相处方式,“好学生”和“坏学生”在课上课下校内校外不断翻转的奇怪格局……构成了一代人学校生活的基本框架,而在这个框架之中予以填充的才是属于个体的童年记忆。所以在有些人那里,这篇小说也许很难被沉下心来阅读,因为它所提供的场景太实在也太具体,它太容易让一些从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在小说情节与个人经验之间不断切换,看的是小说,想的却是自己的陈年旧事。而在《少年色晃儿》里又有了那时中学门口兜兜转转的校外人员,一方面他的出现是个麻烦,因为免不了有些敲诈勒索的事;但另一方面他往往又会成为一个传奇式的存在,尽管有些事在校内孩子们的口口相传中变得越来越邪乎,其实压根儿就不曾发生,但那些挂着一脸青春痘、躁动在青春期里的半大小子却恨不得人人制造出一种可以与之称兄道弟的假象。与校外呼应,校内又常常会出现某个传奇式的高年级女生,“妖艳”、“放荡”,各种恶毒又悄然流传的词语事实上只是证明着那个年纪朦胧又诡秘的口是心非。
    《少年色晃儿》和《水下八关》在很多方面有着相通之处,色晃儿和小雷在那个微缩景观式的少年世界中无疑处在金字塔底,他们的软弱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与心灵扭曲更多地来自于少年世界的“丛林法则”。这本身是个可大可小的事情,毕竟对少年儿童乃至成人心理状况的关照在那个年代尚未进入议事日程。但是,当侯磊以过来人的身份站在当下回望并重新构造那个年代的“童年轶事”时,我们便会惊讶于那些曾经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竟是如此荒诞、扭曲,充满恃强凌弱和无助又无声的挣扎。《水下八关》中跳大绳的场景几乎构成了对那时校园生活的某种隐喻:“摇绳的同学面无表情,他们不管数数,只管盯着跳、摇。他们是机器,连跳绳的、摇绳的、数数的、体育老师、班主任……都是机器。”侯磊为这两篇小说选定的叙述视角呈现出一个与“阳光灿烂”截然不同的世界,它在带领读者一步步确认情况属实的同时又以此触发人们无可避免的联想与反思。就像《水下八关》的结尾,小雷只能在梦境中学会跳大绳以及与静琪相遇,那么这些失语者是否只有在离开现实世界的梦里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些许安宁?这些原本充满孩子气的个人于群体中的尴尬或精神创伤一旦被提出来,就会变得严肃,变得不可磨灭,因为那是我们正在继续的生活的前文本,也是一代人之所以成为一代人最有力又最令人恐惧的证词。
    我无意于此对小说里的种种荒唐事进行什么评判,因为它早已脱离了具体的事情本身,成为一个人乃至一代人不可磨灭的精神烙印。其实侯磊在小说中只是象征性地引入了几个通行的“标识”作为重要的时代背景转而讲述故事,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特别的阅读群体在情感上的代入与共鸣。从“学雷锋”到“做赖宁式的好少年”,从“街霸”到“魂斗罗”,从“一群大雁向南飞”到纷纷刻在课桌上的“早”字,从《妈妈再爱我一次》到《古惑仔》再到《大话西游》……所谓“80后”一代其实经历了极其复杂又纷乱的文化洗礼,它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代人认知、交流、成长和自省的精神前提。当“80后”们纷纷步入中年,这些曾经的“标识”逐渐潜伏起来,但它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或片段的触动下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方式再次铺天盖地地袭来。虽然侯磊说,“写北京,不过是为了自省,不要忘记自己是从哪条胡同里来的……我始终不会忘记故乡”,但那些杂七杂八的“水下八关”和并不十分明了的记忆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故乡?
    侯磊的大部分小说都带着浓重的年代感,或为潜台词式的回望,或为不动声色的变迁。就像《积极分子》中送走父亲的孙旭揣着一颗空荡荡的心爬上自家房顶,看到了一个和记忆中完全不同的北京:“他抬头,见屋顶没有鸽子飞过;低头,院子里没有了牵牛花。前两年节约粮食,有鸽子的人家都不养了,卖给了贩子贴补家用,也有外来的地痞偷人家鸽子吃。牵牛花在父亲嘴里叫喇叭花,自从关家搬过来,老爷子主动把喇叭花给扯了,怕长到人家的地方碍事,连花籽也没存下一包。”北京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是侯磊在小说中试图回答的问题。但这本身又难以回答。即便我们顺着孙旭的目光,也很难说清那时候的北京或眼下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可这完全不妨碍那一刻站在房顶上的人实实在在地被那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击得头晕目眩。北京是首都,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也是大院小院胡同巷子,又或仅仅是一个孩子打打闹闹磕磕绊绊一眨眼就长大了的地方。所以,与其说侯磊笔下的北京是一座城,不如说是他努力寻找的一个角度,因为由此望去,是他关心的和熟悉的人以及由他们参与构成的记忆。
    2
    创作谈
    创造逝去的故事
    文| 侯磊
    我是北京人,“80后”,一直住胡同里。但我在写80年代、50年代、民国时代、甚至古代——总之是我没经过、没见过的北京。总有读者朋友们问我,你怎么写你没见过的北京?我的回答是,老北京是活的,它从未离我们远去。
    胡同里的人见识不一定多,十分封闭,他就熟悉身边这几条胡同、几条街道的地方。您去胡同里问路,除非问附近几条胡同的,太远了还真不行。过去很多东城区、西城区的人,一辈子也没怎么去过南城,很多人并没有去过天桥看打把势卖艺,对那种底层生活是不熟悉的。又比如东城区分北片和南片,以东四为界,北片是雍和宫到东四,南片是东四到东单。很多人住北片,过了东四,灯市口一带的地方就不认识了。
    但是,胡同里的人的经验很深,因为相对封闭,几乎街坊邻居都认识,走过一个人,看背影就知道是谁,他们的故事能往深了挖,往古代挖,往心里挖,往祖坟上挖,几乎能挖出每一家的故事。
    说个事儿,有家街坊,是蒙古阿鲁特氏,即同治的皇后他们家族——野史说慈禧怎样虐待她,她说我怎么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就是那户人家后裔的故事。他们家有亲戚,是庚子国难年间的状元,叫崇绮。八国联军进北京,他跟着西太后跑了,当时有70多岁了。他家在丰盛胡同,家里有两个儿子,都认为国破家亡了,要自杀殉国,一门忠烈。于是,他们把家里的花窖改成了两个坑,里面垫上被子,一个归男人,一个归女人,叫全家人分男女都躺进去,还垫上被子,下令叫仆人填土,把全家都活埋了。这种事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只觉得它惨烈。
    而每当我再走到丰盛胡同,看现在的遗址已变成了高楼,就又想起他的旁系子孙后代告诉我这类的事,还是想把它写下来。但我如何去创造它、还原它?
    或者,是丰富、想象我“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而来的一点故事。这个采风的时间地点,是我童年时的北京。再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小时候,胡同里斜对门一家有个哥哥叫小三子,脑子好像有点毛病,没上成学,成天家里待着看电视。他爸爸是地道的“骆驼祥子”,解放前拉洋车,解放后蹬三轮儿,姓平,当时就80多岁了。平老头太穷了,娶不起媳妇,由街道介绍分配了一个,那老太太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双手跟鸡爪子似的。乍着手、眯缝着眼睛、奢咧着嘴唇、拄着根棍儿,一步一蹭地去胡同里上茅房——这就是小三子的父母,他还有俩姐姐,好容易嫁出去,都管不了娘家。九几年,他在饭馆里给人家洗猪肠子,每月100块钱。后来父母去世,胡同拆迁,小三子就一人儿,给他找了个小破楼房的一居室,吃低保凑合活着,想来现在也有50多岁了。我会尝试着写解放前的平老头,也会写未来的小三子。因为我想他们,惦记着他们。

    在小说集《冰下的人》中,我收入了一个短篇叫《积极分子》,写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人,为了做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把房子捐了的事。当时有很多这样的真事,北京的故事足够写成宅门戏或年代戏,或是多卷本的大河小说、史诗小说。北京城墙的每一块城砖中都包含着一个故事,城墙早已拆成了遗址公园,但就仅仅是那点遗址,也是我讲故事的根基。作家要有讲城砖中的故事的能力,哪怕是在文明的废墟上讲故事。因为哪怕文明成为了废墟,它巨大的精神永远盘旋于这片废墟之上。
    最近我四处跑来跑去,做一些北京文化的讲座,也为北京写了不少五千字到一万字的稿子,我不想叫散文随笔,也不想叫非虚构,就叫社科类的书稿吧。它们太杂七杂八了,实难归类。我想也许写小说并不是我惟一的目的,我想在精神上仍然保持着旧京这座城,研读它的历史、传播它的文化、升格它的精神,这是我能为故乡所做的一点事。我知道,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胡同里的街坊邻居、大爷大妈们。
    是他们告诉我这个世界最初的样子,我想念他们。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8年8月20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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